古代早朝时间很早，朝臣都住哪才能及时赶到？早朝后又在哪办公？

在古代，早朝是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关键早会，这种会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通常，早朝的时间定在黎明时分，大约早晨五点到七点，而参加的都是国家级高官，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，要在如此清晨起身赴会，自然是心生苦恼。现代人可能会好奇，古代交通不便，这些官员是如何按时赶到朝会，又在早朝结束后去哪里办公。下面，就来揭开这些历史细节。

实际上，早朝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廷议。春秋战国时，统治者便会召集王公重臣商议军国大事，当时称之为廷议。不过，那时的廷议没有固定时间和地点，全凭统治者心情而定，通常仍在早晨或上午进行，只是当时并不称为早朝。到了西汉，才正式出现朝会一词，但初期仍未形成早朝制度。西汉初期分为内朝和外朝：内朝由皇帝主持，王公宰相等国家重臣参加，主要商讨军国大事；外朝由宰相主持，参与者为具体执行政策的朝臣，主要商讨政策落实方案。可见，参与内朝的都是高官，而外朝的官员地位相对低些。 直到汉宣帝刘询时期，早朝才正式确立。汉宣帝规定，每五天召集群臣开一次早朝，他亲自与朝臣商议要务，研究政策执行方法。自此以后，早朝制度被历代继承，成为固定的皇帝例行会议。

然而，在两汉、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早朝的制度并不完善，有些皇帝开早朝，有些则不。直到隋唐时期，早朝才逐渐成为常态。《唐会要》记载，唐朝京城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每月初一和十五要参加早朝。宋朝则规定每五天举行一次早朝，京城三品以上官员必须参加。唐朝一二品官多为虚职，实际权力不如三四品官，因此五品以上官员参与早朝，与其他朝代三品以上官员的权力大致相当。

元朝因蒙古人建立政权，早朝制度松散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，坚持每六天召开早朝，但其余皇帝并未固定这一制度，因此元朝官员在早起上早朝方面相对轻松。

明朝初期，早朝规矩更加严格。明太祖朱元璋事必躬亲，要求每日召开早朝。然而，此制度只在他一人延续，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，除崇祯帝外，多数并未天天开早朝。明朝规定早朝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三次，但皇帝如嘉靖帝、万历帝和天启帝往往怠政，不按规矩开会。朱元璋与崇祯帝是例外，崇祯帝励精图治，恢复天天早朝，但最终仍未挽救大明。

清朝入关后沿袭明制，早朝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举行。清朝早朝分为御门听政与御殿听政：御门听政人数较多，由皇帝在乾清门主持；御殿听政规模小，由皇帝在乾清宫召集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及六部尚书等王公重臣。随着内阁与军机处制度完善，雍正时期起御门听政逐渐减少，到同治时期基本废止，早朝多指御殿听政。 据史料，明清时期早朝多在卯时（早晨五至七点）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为锻炼光绪皇帝，将时间提前至寅时（凌晨三至五点）。古代朝臣虽早睡，但早起困难依旧，尤其是养尊处优的王公重臣，不吃早餐便上早朝，还要耗费精力讨论国事，这无疑是朝臣的痛苦所在。

早朝规矩繁琐严苛。唐朝设监察御史监督，朝臣不得迟到、不得吃东西、不得交头接耳，否则受弹劾。迟到罚一个月俸禄，不到则罚三至六个月。朱元璋更为严格，迟到者不仅罚俸，还杖责二十板，累计二十次者杖一百板，轻者受伤，重者可能丧命。因此，朝臣都极力避免迟到，但古代没有钟表，只能提前数小时起身。若住处离宫远，起得更早。

为了方便赶早朝，许多官员选择在皇宫附近安家置业。例如乾隆时期的和珅，为了每天清晨能与乾隆议事，便在什刹海附近修建豪宅，离紫禁城仅六里地，确保能准时入宫。历朝历代，这类例子不在少数。级别不够的官员只能早起赶路，确保不迟到。

早朝期间不允许进食，许多急于赴会的官员只能在路上吃几口，以维持精力，这也催生了早点小吃行业。明清时期，早点摊早早营业，主要服务的就是赶早朝的官员，而宫廷通常会在早朝三朝后提供丰盛早餐。 早朝结束后，官员回到各自单位传达会议精神。能参加朝会的都是高官，日常工作量并不繁重。传达完后，大多会回家补觉，以应对凌晨早起和脑力消耗。然而宰相级别重臣，如清朝雍正时期的张廷玉或乾隆时期的和珅，即便散朝也要继续留宫处理奏折事务。张廷玉是工作狂，效率极高，每天早起入宫与雍正议事，随后在军机处审阅奏折至深夜，第二天天未亮又要早起汇报。和珅在乾隆宠爱下亦承担繁重事务，可见这些重臣的工作量之大。 综上，古代官员为了赶早朝和保证休息，大多在皇宫附近安家置业。早朝散后，官员传达会议精神，再回家休息，而宰相级别重臣则继续留宫处理政务，成为真正的劳心劳力群体。